空

对二元论的反驳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否认意识的主观性，认为人类似于基于历史序列的自动机，二是承认意识的主观性，但是否认其为元，认为意识是源于物质，依赖于物质，不能独立存在。后一种应该更接近马克思的理论。

对于第一种，我要问，如何解释意志的自由和人对行为的选择性。

第二种确实是一种解释力很强的学说，但是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二元论，只不过是带有性别歧视的二元论。做一个很不恰当的类比，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相信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成的，而且女人是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的，那么这是否足以证明社会是一个“唯男”社会呢？

Live没PC，2K倒要出PC。。。

YKWu 实在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好老师

有很多人在从少年踏入成人的时候差了一步,于是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就和他们永别了,真是可惜.在所有的好书中写得明明白白的东西,在人步入卑贱的时候就永远看不懂,永远误解了,真是可惜.在人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 真是可惜.有无数为人师表的先生们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模样塑造别人,真是可惜. -- 王小波 (1952年5月13日 - 1997年4月11日) 于1978年6月6日

生物学能引出新的数学定理吗？

史树中与金融数学

说到近几年形成的想法，不得不说到美国分析哲学家John Searle和那本小册子Minds,Brains and Science。大一时候硬读下来，当时还在书的margine里写了几句批注（主要是对他的反驳）。。。最近又翻了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但是说实话，我对他的不少观点并不认同，倒是对他探讨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有些问题还认同了他所批判的学说。。。总之启发是有一些滴

dualism

以前一直以为我是唯物的，后来就发现唯心论并不是一个愚蠢的学说（应该是源于高三陈琦的政治课），再后来居然发现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主要是关于人的意识驱动）是无法在唯物论范畴内得到解释的（应该是源于飞雄同学的一句话），又后来就是看了John Searle对此的一些讨论，概括起来就是“高层源于低层，又表现于低层”的逻辑关系，有点道理，可并没有涉及到我所感兴趣的本质，但是精彩的在后面：在书的最后一章里，John Searle把当代哲学中试图解释“意志自由”的学说都反驳了（那些说法听起来确实挺牵强。。。），最后说如何解释“意志自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不得不让人想起一种叫做“二元论”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在“我们没有自由意志，我们的所有行为已经被事先决定了”和“我们的意志先于物理规律，并能够改变大脑中一部分原子的运动状态”这两者中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后者，所以，最后我变成了一个二元论者（当然，在有人能说服我之前）。

functionalism

关于这点，首先我承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先入为主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观点。John Searle时常会在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讨论中被提及，不因为别的，因为他跟人工智能有仇。。。他论证了计算心理学、控制论、信息论、Cognitive Science等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更是提出了大名鼎鼎的“Chinese Room Arguement”试图将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扼杀掉（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论述的居然就出自这本小册子）。

阐述一下功能主义的正当性，以反驳Chinese Room Argument。功能主义：“哲学上的功能主义主张，让事物在精神上成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并非它内部的特别构成方式，而是它作为一个部分在其所在系统内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扮演的角色。”一个事物用其与环境发生的相互作用来定义是合理的。在数学上，当一个函数因变量对应其自变量处处相等时，我们认为这两个函数相同。同样的，在我们研究某一事物所处系统时，这种“函数性”是关于该事物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个研究层面上，该事物的内部结构是没有意义的。更进一步地，两个“函数性”完全相同的事物的外部属性也是完全相同的。以上讨论相信是没有异议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智能”是不是被定义成一个外部属性。如果从内部属性来定义“智能”，则必定会涉及到关于“自我”、“理解”等等主观意识层面的东西，是不可被外物涉及的，于是就得到了一个常见的结论：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是“智能”的，也就是《庄子。秋水》中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在讨论“智能”问题上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智能”必须用外部属性来定义。

另一个关于功能主义的想法是，“黑箱”和“白箱”的一致性。如果是研究“箱”所处的环境时，二者是一致的，这是容易理解的。同时，我认为，在研究“箱”时，二者同样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除了数学、哲学这些形而上的学科之外，所有的科学都是仅仅在近似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白箱与黑箱模拟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看好人工神经网络成为一种统一的科学语言，虽然他美感差点，但至少他统一。。。

善恶后验性

这点总算跟John Searle就没有关系了，主要是草上走提及的“善恶的契约性”。简单地说，善恶是人类社会谋求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善恶划分并没有先验的正当性，只有利益最大化是绝对的。另外善恶容易沦为既得利益者的洗脑工具。。。

首先是总结。数学系=做作业时觉得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弱智+考完试觉得自己还是有救的。基于后一点，分数还是有保证的。

关于实变函数。最难理解的课偏偏碰上一个完全不会上课的老师。。。好吧，我承认我很同情他，他应该还算认真吧。。。继期中考试出题过难（其实我觉得还好）加上出错一道题以致差点被造反，当即承诺期末考试降低难度后，期末一不小心又出得难了，而且个人认为比期中还难。于是最囧的事情在考试时发生了，他见势头不对，便在考场上讲解起了试题。。。哦，是提示。。。而且最简单的那道还提示了惊人的4次。。。大概因为难的题目不指望我们能做出来了。。。

关于理论力学。想起了杨曾经跟我说：“据说理论力学交大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拿过100分，就是钱学森。”其实我觉得可信度应该不是特别高，因为拿我跟钱学森相提并论还是太过了一点。。。天使：低调低调，理论力学简单而已。。。魔鬼：其实了理论力学不简单的，挂的人有10%之多呢。。。天使：低调低调。。。。。。

最后是prp项目简介：

研究内容及意义    
迷宫问题是人工智能中的经典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传统的迷宫探路算法受迷宫面积局限较大。对于较复杂的迷宫，单个机器人探路需要较长时间。本研究在单个机器人寻径的基础上，通过使用无线通信模块，采用了多个机器人交互的思想，利用多机器人并行进行迷宫探路，这将使得探路的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本项目主要的创新和挑战在于分布式算法的研究，包括多个机器人之间的任务分配、并行计算、协同机制和同步通讯。本研究也涉及到机器人走迷宫的自身控制、姿态控制以及最佳通路发现等问题。
本项目进行的研究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涵盖日常生活、科学研究、军事侦察等各领域，例如城市地下管道情况监测，海洋资源探索以及无人侦察机协同工作。
预期目标    
第一，实现分布式算法，完成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工作。
第二，完成通信模块及其算法，解决信息同步问题。
第三，通过搭建的良好的试验平台验证算法的正确性。
第四，完整规范的项目开发文档以及用户手册。

正在了解 Distributed Algorithms, Multiagent Systems, Database Concurrency Control, ...

有人很神奇地举了 John Nash 的例子，很好很强大。。。

于是就在网上查到了下文

怀着很复杂的心情看完了。。。一言难尽

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查建英

一、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 ”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二ＯＯ八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八十块钱（大约十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一百五十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一九九九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二、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十三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一九六八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十七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一九八五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十八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二十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一九八九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六月四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六月四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三、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四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四、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一九九二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一九九七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一九九八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八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四十四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四十七岁生日，我剩下的二十—三十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一九九八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六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十三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四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一九九九年六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五、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一九七Ｏ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一九九Ｏ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二ＯＯ二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二十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二ＯＯ二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六、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一九九Ｏ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七十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七、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二Ｏ五Ｏ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CD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D.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一九七八年，魏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十五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二ＯＯ五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二ＯＯ八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英文稿Enemy of the State: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年4月号]

走在十一楼昏暗的走廊，下意识地会想道，打开那扇门，他会坐在那张椅子上，微笑着向我招手，我也会微笑着叫一声“外公”。。。

而如今，即使大家都到齐了，却仍是，空荡荡的房间，空荡荡的椅子，相顾无言。。。

那年，我把“星期”写成“星斯”，你教我把它改正；

那年，我在超市门口等你，你拄着拐杖，微笑着越走越近；

那年，我们请人用“滑竿”抬你到苏州的山上去看剑涵公；

那年，你指着圣约翰大学的校徽，告诉我什么叫“LIGHT & TRUTH”；

那年，你写好了“八十自述”，你坐在旁边，让我帮你把它打到电脑里；

那年，我坐在你床边，告诉你我去过了杭州，你也回忆起年轻时在杭州的时光，还说想再去看看，却终没实现。。。

那天，你正要穿上精心准备的白衬衫，打上暗红色小花的领带，去参加你盼望了几个月的晚辈的婚礼，却很无奈地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婚宴上，大家都很牵挂你，你却再也没机会回家看一看了。。。

那天，我们去医院看你，你笑着对我们说，总算鬼门关逃过一劫，你还专门对我说道，现在国际形势相当好，和法国缓和了，和达赖要谈了，马英九快要就职了。。。我们临走之前，你沿着病床走了三个来回，我们都为你的即将恢复而高兴。。。

那天，听说你很危险，我急着星期五放学回来看你，你却没给我这个机会！！！

今天，我，为你上香，和你道别。。。

一遍一遍的 Requiem

近况就是想做很多事情，学很多东西，看很多书。硬盘里和架子上的东西看都看不完。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之前原来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另

才刚开始看飞雄多年前英文课上推荐的Goedel Escher Bach，实在惭愧。

学过循环群、多值复变函数之类的东西以后再去看Escher的画，果然很有启发，知道为什么“Escher最初的一批崇拜者是数学家”了，数学概念能如此贴切地对应到一张张平面的画里，实在是了不起。之前看到这样的画只认为是一些视错觉的把戏，学的东西多了果然也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以上当然只是看了第一节的感想，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本书更想着眼于数理逻辑和一些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学科。So, I think I've got a lot to enjoy.

另

硬盘分区果然是终身大事，一开始没重分区后患无穷阿，两个primary分区占着叉叉不拉叉，搞得十分监介，想重新搞一下多装个系统，这不，搞伐搞伐一不小心把40G的数据给搞没了。。。尝试了数据恢复但最终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阿。。。检讨一下~做事还是不够谨慎，要改进，特别是搞硬盘这种事情。。。

另 古典音乐素养不足，加强中。。。

我的理解是 工科因为目的是实际应用 所以 第一 脱离不了各种因素的束缚 包括社会因素的限制和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注定像社科一样没有办法找到真理（甚至 社科脱离实际至少还有精神价值 工科满足不了实际要求就什么也不是了） 第二 为了达到应用上的效率 工科必定脱离不了"程序化"的思想方法和办事流程 那么反过来 在深度上一定有欠缺 很多事情就不会去推敲。

并不是说工科思维不好 他的实际价值也许会更大 只是由于一些先天的因素 与我一直以来被灌输的东西不一样 只是我不满足于此而已。

数学嘛 当然我也没有这个信心 兴趣 勇气 追求去学纯数学 也许无法理解的是纯数学的意义 就我的理解 纯数学 第一 可以满足人类对理性的精神追求 第二 从应用的角度 可以为已经在应用的东西补齐证明 让人用得心安理得 另外 寄希望于纯数学的成果可以在不久的（当然也可能是很久的）将来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或者找到一个绝佳的应用（事实上 这种事情也时不时会发生）。

对于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这样的东西 只要一张纸一支笔（现在是一台电脑） 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出来 全在自己手里 没有做工科的那些束缚 更自由 也同样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但有条件可以让你做得更深 拔得更高。

另外 做任何事情 学数学都是有好处的 做科学技术的话 我的理解 数学基础广的话 敏感性更高 联系的东西更广 思路会多一些 做其他事情的 学数学会提供一些有益的逻辑思维 对认识事物会有帮助 吕说“民工比数学教授更喜欢买彩票 因为他们没学过数学期望”

题记：其实早该更新这篇的，就是抽不出时间。。。

遥想整整两年前。。。

不提了

遥想整整数个月前，要开始选专业，尚不明EE与CS之具，甚至没有早早早早地把EE踢了！当然后来还是早早地把它踢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开始了解CS，顺便瞄了些其他专业的课程。

看了CS前几个学期的课觉得有点像大bian。。。“基电”、“基电实验”、“数电”、“数电实验”、“模电”、“模电实验”、“信号系统”、“电磁场”，怎么看怎么像EE，还都是必修课。。。

后来，觉得如果学CS的话，数学基础应该挺重要的，就很仔细地瞄了一下数学与应用数学的课程，本意是想看看有什么课可以可以去任选一下，旁听一下，甚至自学一下的。后来很惊奇的发现：应用数学的专业方向课居然可以全部选成和离散、CS相关的课。四年级还有一门大流氓课叫“智能机算”，居然先修课程是“数学系一到三年级所有课程”，让我想选也选不了。。。于是我觉得数学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由于被电院绑架了整整一年多，已经被电院洗脑了，没有雄心壮志出去闯了，而且已经选好了CS。我要怎么办呢？

可是，夜深了，奇迹就这样静静地，哦，不，是吵吵地发生了。。。。。。

一天深夜，和去了EE的含军帽在寝室里讨论理科重要还是工科重要，抽象意义大还是实际意义大，深度发散帮助多还是广度发散帮助多，结果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我一不小心把自己说服了，感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去数学系的urge，好像不下定决心会后悔一辈子一样的。。。

第二天跑去把专业改成了“数学与应用数学”

嗨，看来物理业余学校“张希曾”的毒药还是比电院的毒药强那么一点点，总感觉工科的思维方式不是我想要的。。。现在回想起来，从初中物理老师和物理业余学校那里学来的思想方法对我影响真的很大（高中物理除了做题什么都没学到，老师还做了很多负面的、功利的、违反科学精神的事情，虽然是无奈，但还是像大bian一样。。。不提了）。

真是由衷地觉得联读班好阿！不仅是很好的老师来上课，还可以满世界乱换专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简直就是特权阶级。。。还有，在电院联读班这一年半，编程和算法的基础打的确实不错，收获还是很大滴。

现在去数学系也很好，可以逃掉那些EE的课，顺便多学学数学，练练敏感性也好。数学系课就是少，还可以让我回头兼顾CS的课，把CS想学的课也学上，真开心呀真开心。。。

又想起整整两年前，吕宝兴讲数学好呀数学好，很多人去数学系，真没想到自己也去了。喝喝。。。

firefox 3.0 beta2 出来貌似不少时间了，尝鲜嘛。。。extensions不好用勒。。。

网上有些办法，但是太麻烦，而且只能在安装的时候弄，我自己试了试下面的办法，好像行。。。

关掉firefox，修改这个文件：

XP——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 Name]\Application Data\Mozilla\Firefox\Profiles\xxxxxxxx.default\prefs.js

Vista——C：\users\[User Name]\AppData\Roaming\Mozilla\Firefox\Profiles\xxxxxxxx.default\prefs.js

最后加两句话

user_pref("extensions.checkCompatibility", false);
user_pref("extensions.checkUpdateSecurity", false);

保存。

打开firefox 3.0 beta，把不能用的extensions的enable点一下（表面上没反应），重启firefox。

完成。

不知道有没有通用性。。。

“詹姆斯上周带领骑士打出了3胜1负的战绩，小皇帝场均贡献36.5分，9.5个篮板和8.5次助攻，他也成为自鲍勃-苏拉(2004年4月9日、10日)之后第一位在背靠背比赛中连续拿下三双的球员。当地时间11月24日詹姆斯的37分12个篮板12次助攻带领球队战胜猛龙，25日他又在战胜步行者的比赛中拿下 30分，11个篮板和10次助攻。上周骑士的四场比赛詹姆斯的得分均超过30分，其中包括对阵森林狼时赛季最高的45分。”

想起了两个视频：（见附录）
1. Gilbert Arenas 用单手在college三分线 与 DeShawn Stevenson 用双手在NBA三分线 飚了100个球 Arenas居然还赢了。。。
2. 一个独臂大牛后卫 和正常人一起大比赛 控球 过人 上篮 助攻 投篮 抢断 救球 无所不能 好像能把正常人耍得一楞一楞的

于是，投篮考试前一刻钟简单试了一下单手的手感之后，慷慨地走上了距离在三分和罚球线中间位置的考试点。。。
结果呢，勉勉强强地。。。满分，单手人满分了，他继承了单手人光荣的传统，揪脖子兄弟、独臂大牛，在这一刻灵魂附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最后。。。请原谅我使用了如此恶俗的段子

附录：
1. http://www.ballive.com/show.aspx?id=974&cid=45
”Arenas与Stevenson的pk三分球
O号单手从college三分线投篮 Stev从NBA三分线投篮 各投一百球(ps结果单手的那个投进73球胜) 

事件的起因是 Arenas 在他的 blog 中提到 Stevenson，他跟 Stevenson 说他用单手在大学的三分线投篮会比 Stevenson 用双手在NBA 的三分线来得好。而 Stevenson 根本不想跟他做这样的赌注。 

不管怎样，他们终於在今天的练习後比赛了。Arenas 用单手投 100 颗大学的三分球，而 Stevenson 用双手投 100 颗 NBA 的三分球，赌注是 $20,000 (好多...　)Brendan Haywood 和 Antonio Daniels 记录分数，Caron Butler 抓篮板，Cal Booth 充当正义和公正的裁判。实际上所有的队上球员都在旁观看。 

Arenas 一开始就火力全开，并在 Stevenson 不断的在旁运球干扰的情况下以 73-100 完成比赛。比赛结束时，Arenas 还在界外用单手投篮，并语带挑衅的问队友:" 你们觉得他能够投入 70 颗三分球??" 队友叫他安静点 XD 

尽管如此，Arenas 真的从界外用单手投进了那些球。 

比赛轮到 Stevenson，他连进 13 颗 3 分，让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在 Stevenson 的前 18 次出手中投进了 17颗後，Arenas 骂了一声 "干"，并且开始企图干扰 Stevenson 的投篮。这里就不翻译了，原文比较有味道 XDD 

He started dancing around in circles.
He started screaming at A.D. for constant scoring options.
He got in DeShawn's face.
He did some Matrix moves, sort of some modified flips or rolls.
He pretended to kick DeShawn.
He pretended to be a quarterback, taking a snap and dropping back to pass in
front of DeShawn.
He screamed a lot. He jumped some more. 

进入最後的投球位置时(10颗球)，Stevenson 还落後 10 球，他还是有机会把比分追平。他一开始就在这个位置上连进过10球。 Arenas 这时候在地上疯狂打滚不敢相信。Stevenson 连进 5 颗，可惜在第六颗失手了 (Stevenson 最後的成绩是 68-96)
Arenas 开始在地上跳舞并狂笑不止，Stevenson 则迅速离开球场。 

Arenas 在地上向他喊到：Hey，我希望这不会搞砸你明天的表现。(巫师隔天对上湖人，Stevenson 的表现似乎比 Arenas 来得好...XD) 

Antonio Daniels 则说 "You ain't gonna never hear the end of that one,"(这里不太了解他的意思 orz) 

Caron Butler说：Arenas 用尽各种方法来干扰 Stevenson 的关键球了。 

Stevenson 说他再也不会跟 Arenas 说话了，他认为 Arenas 的那些干扰做得太过分。公正的裁判 Booth 发言：我想 Arenas 有些球已经踩过了界线，一场重赛在所难免。 “

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g0MTYwOA==_rss.html

恐怖而黑暗的一天。。。。。。

从篮球场到校医院的那一分钟是那么难熬，那么漫长，精神要崩溃了，告诉自己要镇定，要坚强，要乐观。。。

再怎么说我过来了，又生龙活虎地在这里更新斯陪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定要好！！！！！！！！！！！！！！！！！！

快点忘记你吧，恐怖游戏画面！

打篮球要当心！

就这样了！

thankful

受到飞雄同志的启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翻墙方法，于是。。。大量黄金的自修时间被用来wiki了

完整看了一遍Jun4和一些相关内容。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如何从一开始发展到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惨剧，真是无比沉重。。。一直觉得以前的学生很伟大，没有利益的驱使，也没有利益的牵绊，只有理想和热血。现在的中国人又有多少能心怀天下呢？？？！！！（有的话也很可能只能去作“华人”了）

不多说了。（不知说多了，live spaces会被关吗？）

轻松一点，看到有一种语言叫“文言文”，随便看看几句话：

“文言維基大典丙戌年七夕始，迄今得文一千八百一十一。大駕光臨文言維基，蓬篳生輝。自由之大典，維基也。”

“此文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尋”

“佳文處處有，惟欠伯樂耳。若有絕妙之文，誠宜薦於會館，以票選之。凡得佳評者，將列於斯，以樂諸子耳。”

“誠望君登簿，縱非必須耳” （其实就是叫你登录）

“汝知之乎”

喜欢“正式”的小朋友们有福了。。。

还有种语言叫“吴语”：

“该面搭是吴语维基百科。2006年10月1号开始仔，该歇亨白浪当已经有仔319篇文章哉。除此之外，还有别样闲话个维基百科版本，当中规模顶顶大个列来下底：”

“倷阿晓得...”

（苏州话？）

“瞧一瞧，看一看”，超级延时旧闻报道又来了

题记：实践证明一件很傻的事情连做半个月就爽起来了

军训到底是什么？宣传的军训这重要那重要其实有很多假象。。。具体的有：军训组织和军队建立混淆关系，以连营团相称，达到了“过家家”效果；军训和军事活动建立无端联系，营造了亲身参与军事活动的假象，达到了唤起个别天真小男生对打仗的遐想的效果等等。

军训就是这样一次活动（后面显然是定语从句），一帮人一起被要求炼钢，如果一帮人在一起炼觉得不是那么钢，那这件事就这样被汤地下来了，否则就去跳思源湖淬火去了。

I

讲到军训首先要讲“全国智能车大赛”，原来是有人嫌智能车大赛全国总决赛没观众显不出咱交大主场的气势，当然帅也耍不出来了，于是，这一切就在军训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过程中静静地发生了。。。

怀着既忐忑又期待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进到顶长得很像某种冰淇淋的新体育馆里，看到场地中央硕大的一圈黑线，于是我知道“智能车”是用来干什么的了。。。

我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对会走黑线的人一向充满了敬意。。。更何况这种这么彪悍的走黑线人。。。他们走黑线好像是通过单个摄像头进行视频分析来判断走向的，而且车速显然是全速，进弯前有减速（其实也只有视频分析这种能看到很远的地方的技术才能做到这样），要不就是飘移，但又验证了真正强的人是不玩飘移的这件事情。

一个上午看到时间纪录不断被刷新，但最后出现了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就是全国总决赛成了sjtu的机动队和电院队的内部PK。。。因为其他人没有进20s的，sjtu一出来就是18.**s，最后当然是电院拿了第一。。。电院队就是强亚！！！给的准备时间会毅然决然放弃的一刚，很挑衅的样子，结果车子开出来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失误的，走的全是赛车线，切内角，S弯嗖一下就过去了。。

II

又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小班长三次特地跑过来满怀激动地跟我说“你太有骨气了，太佩服你了！”，搞得我很不好意思的。。。不就是用我深入的观察和独到的笔触写了“军训感想”、“打枪感想”、“自我评定”三篇文章嘛，还把我的文章拿去给别人看，说什么“好东西要大家分享”。。。不用这么大惊小怪伐，真是的。。。

其实写的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些

诸如

“军训真是能够锻炼人啊！能够培养人抵御严酷环境的能力……（引用者：这里是真的是省略东西没有引用的省略号）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对不良人文环境的抵御，当所有人都在学连长讲脏话时，是随波逐流跟着讲，还是坚持自己做一个文明人呢？！这真是一个艰苦的抉择和考验啊！但是我坚持了下来了，我接受住了考验，我真是好样的啊！！！”

“我们一早起来，上了校车，校车缓缓驶出校园，行驶在闵行宽敞的马路上，车子开阿开然后又驶上了高架桥，车子开阿开然后又行驶在小小奉贤的大大宽敞马路上，车子开阿开然后又行驶在小小奉贤的小小乡间小路上，车子开阿开然后又驶进了特奥活动中心，我们顿时受到了熏陶。我们打了靶了！！！我们又坐上校车，校车缓缓驶出特奥活动中心，行驶在小小奉贤的小小乡间小路上，车子开阿开然后又行驶在小小奉贤的大大宽敞马路上，车子开阿开然后又驶上了高架桥，车子开阿开然后又行驶在闵行宽敞的马路上，车子开阿开然后就驶进了交大。”

“

打靶 （其一）

清晨枪声起
瘦犬庭前卧
青草绿水端
白心若现无

打靶 （其二）

一发两发三四发
五发六发七八发
十发百发千万发
打到墙上都不见

打靶 （其三）

金戈铁马枪炮舰
自古难休永相煎
弹若有情弹亦泣
枪声震天心正寒

” （明显只有其一还能看看）

的耍巴文字。

IV

一天，数百只大雁（大概有吧）往南飞过去，在苍穹之上，排成了优美壮观的弓形，突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排面标齐”

VII

一云：每天晚上总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是每天早上爬起来就%#&想死

III

关于连长跟副连长嘛。。。连长真是个典型的军人，嗓音沙哑，脏话不离口，大男人腔调，精精瘦，一看就是操得太狠；副连嘛，好像是军校学员，不高，略瘦，略黑，略帅，略腼腆（说白了有那么真真一点点点点和我神似），遇事总是很讲道理，说是理想并且不出意外的话要当个“作家”，虽然第一眼看不出来，但其实书生气挺重，有一次总结的时候会送给我们两个字叫“慎独”。。。

暴奇怪的事情又来了，有一次我挑起了一场“连长跟副连长谁比较帅”的大调查兼大讨论，样本容量有将近十人之众！令我非常非常不解、久久不能平静、在我幼小心灵。。。。。。的是——竟然有约一半的人竟然说连长比较帅！！！还好老天有眼，阅人无数的HC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V

暴奇怪的事情又来了，一天下雨在F楼里躲，不久，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到了一个地方去了。。。

原来说是去看劲暴热舞排练去了。。。

奇怪的事情来了，我突然发现最“热”的一个好像看到过的。。。

张y挺。。。对，就是那个去昆山后引起小范围讨论的。。。

就看到其一个“波动”从头上传到脚上，经过地面反弹，还是带半波损失的那种，又传回头上了。。。

强。。。

后来发现貌似我们军训了几天，其们就在F楼练了几天劲舞。。。

VIII

其实我军训的下场是很惨的，比小萝卜头还小萝卜头；

其实我军训的结局是很好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其实我军训是很曲折的。

几经波折，坚决窝在最后一排，

阅兵那天，天下着雨，

早上，队已经站好了，

就在阅兵前，一人跑过来说：

最后一排的到看台上去吧。。。

就这样20了

我的resolution是。。。

在2035年之前切实落实和实现“机械公敌”中的场景和情节！！！！！！

就是这样了

够宏伟吧

不得不感叹 十班凝聚力就是强亚

暑假打了很多篮球，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就是，有一段时间，出去打一次，就多一个名字，其实，一个暑假下来，球技没进步多少，名字数，却增加了不少，搞不好的话，可以和瓦胸拼一拼，时间已经长了，记不住那么多了，就随便列几个算。。。

中投王 神射手 手感王 外线小钢炮

但是，被叫的最多的，还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投手。

关于小花 这个人，球风一直看不太懂，个人建议，向斯威夫特发展。。。

关于可大，中投很准的大前，模板，安东尼奥麦克戴斯，和，猪腕火花。。。

关于飞雄 这个人，已经在美国 和打街球的，切磋过了，我就，不说什么了。。。

关于草上走 这个人，中投时有时无，但是个催化剂，从这个人手里过来的球，手感就是好，就是投得进。。。

关于瓦胸 一直听说，这个人，现在，打得不错，其实，这个人，身高体重，和我差不多，但是，球风完全不同，我是，射程在，三分线进来一两步，射程内接球，防守者离开一步，我就投，或者，把球过给别人，或者，运球若干步，急停投，或者，偶尔，右边突破上篮，而这个人，三秒区附近跳投，或者，内线打板，我以为，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是性格，我比较“儒雅”，不喜欢内线，的身体接触，这个人，好像，很火爆。。。

还有，我投篮总是，准五六次，就哑火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崩溃，其实，就是看开始几投，如果手感不好，没信心了，不敢出手，就开始迷失，不过，教科书上说，投篮不好时，要加强突破，但其实迷失状态，什么都干不了。。。

最后声明，我一点点也不会打篮球，是个白痴（以防止不了解我的人说我狂）。

鉴于周围的人老是拿我以前写的斯陪死来说事，我特意在暑假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复习了一下下，得出一个结论：

以前的我是天才

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天才就这样变成白痴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悲剧的原因想必只有朝廷十台的广大科普工作者才能给出答案